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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情郁闷了就爬格子,心情好了就又忘了。什么事都爱干,什么事也没干好,没有想过要放弃,也不想放弃,最不爱当教师,却偏偏做了教师,有心离开,又离不开,就在矛盾中生活,在矛盾中前进。

原创 情暖土乡  

2015-03-04 10:34:32|  分类: 我的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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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暖土乡

 

与文学结缘还得从一个叫禅寺的土族村庄说起。1991年从学校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群山脚下的东山小学任教,青涩的我,一脸稚气,充满向往,梦想着在人生的舞台上寻觅理想的未来。可现实的残酷,却让我迷失了,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努力。一幢没有了天花板的教室,墙皮已脱落,红色的泥皮斑驳陆离,骄傲地展示着岁月的无情,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,教室门也开了一个大洞,被孩子们用纸糊上了,颤微微地挡住了门外的世界,低矮的土坯房是教师宿舍,一盘土泥坑是室内最醒目的装饰。学生时代的豪情壮志被现实荡涤地灰飞烟灭。晚上一个人在偌大的校园里孤独地徘徊,除了恐惧还是恐惧,恐惧一个人的生活,恐惧找不到头的理想。

时年9月,省上开展千名干部联乡包户活动,我有幸认识了人生中给我最大启迪的一个人,省文联作家戴言公先生。言公和省文联一众干部被分配到东山乡各个村包村,帮助落后的土族村庄发展经济,改善生活。东山乡是一个典型的土族聚居区,十几个村庄在祁连山余脉的山坳里,盘根错节地生存着。山连着山,沟通着沟,除了山就是沟,一条连接村庄的小路被荒草掩没。这里的每一个村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族群众。土族群众好客,热情厚道,能歌善舞,性情豪放,有着典型的草原民族的情怀。他们热爱生活,荡漾在自己的幸福生活里,与外界失去了交流。贫困与落后相伴着他们,应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文化与知识,但因传统观念的原因,这里的很多孩子都不愿上学。知识的匮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认知与理解。言公先生到村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了学校,了解孩子们的教育状况。那天下午,言公和村干部走进了校园,高大的身影,矫健的步伐,温馨的笑容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老师、学生的距离。村干部说是省上的干部,并且是个作家,让老师们惊的不知如何是好,恐怕这是小学校几十年来迎接到的最大的干部。“四面环山,这所学校是所好学校,出人才里!”戴先生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笑了。温和可亲,平易近人,这是他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共同影响。   

言公一行几位干部在土乡驻村的时间为一年,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来交往。但我们谁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,毕竟是省里的干部,和小学校的老师来往的并不多。但第二天言公就又来到了学校,得知晚上是我一人住在学校,他特意写了一幅字赠给我,他写的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“青海长云暗雪山,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, 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意在勉励我在逆境中去拼搏,去努力,这幅字至今还挂在我的案头,激励着我。他还和我谈起了文学,谈起了他对土族的认识和理解。他认为土族是一个马背民族,有自己的语言,有自己的文化,有自己的民俗,应该加以保护,加以挖掘,他还说,做为一个有知识的土族青年,就要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中有所作为。他希望我多读书,学着写东西。交谈中他还告诉我,在每天完成必要的驻村工作任务后,他每天要写五千字的东西,这是他给自己定的任务,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我由衷地佩服他,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,住在村民家里,生活极其不方便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写作。这是需要一定的意志力支撑的。他说这两天刚到这儿,观察了一下,围绕小学这座土族村庄,阳面有9面坡,13道沟,阴面有6面坡,7道沟,阴面地多,阳面坡大。我暗暗吃惊,这些数字恐怕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也未必说得清,他来一两天,就观察清了,不得不佩服他的观察力和洞察力。看来,生活首先得从观察做起。

自此,每有时间,言公总会来到学校,和老师们谈心,和我谈心。有时还翻看学生们的作文,他总是希望我们能上好作文课,让土族的孩子掌握好汉语,将来走出大山。一天晚上,他又到学校来,老师们都走了,只有我一个人,他就到我的宿舍,和我拉起了家常。他说,他年轻时经常下村,青海的大部分地方他都已经转过来了,他更熟悉乡村的生活,因此,从省里下来驻村开展工作,他是非常熟悉又十分习惯的。他不在意农村生活的清苦,反而在农村能找到更多创作的灵感。他说,一些农活他都能干,割田、碾场、扬场、犁地他都会。我坦言,一个城里人能这样熟悉农村的生活,并不简单。是夜,我们二人围做在宿舍的火炉旁,边聊天,边喝起了互助大曲酒。拿起酒杯,言公说了一段很诗意的话,他说,每一天都是记忆,就像你我二人,坐在火炉旁喝酒聊天的日子明天就会成为记忆,不会有第二次。我当时,并不理解,认为有时间这样的生活还会有的。果不其然,以后的日子里,我们还是能经常见面,但二人坐在火炉旁边喝酒边聊天的场面再也没能出现。

东山村是个极度缺水的村庄,一庄子的人吃水都要到两三公里外的山沟里挑,路远不说,且常常断水,土族阿姑们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担水,一担水挑回来,就是好半天,对此,村民们苦不堪言。言公得知这一情况后,马上写了一份报告,并附上了一份纪实短文,交给了驻村工作组。工作组觉得,一年下来,能为村民解决一两件实事也是一份成绩,于是上报县政府,言公又亲自回到单位,找人说情,通过省水利部门,争取到了一个项目,从山里把泉水引到村里,自此这个土族小村庄吃上了自来水。言公也很是高兴,以“引得清泉山上来”为题,写了一篇通讯,先后在互助广播电台、青海广播电台播出,那时纸质传媒并不发达,电波频率无疑传达出了土族儿女的心声。

此后,言公的工作似乎更忙了,一方面是驻村的事,一方面还要回原单位干单位上的事,我们能单独交流的机会更少了,但每次见面,他都会问起我的读书情况和写作情况,他还建议我把写好的稿子投出去,寻求一份自信,当然,每次他都忘不了,告诉我他的写作情况,每天5000字的写作任务是否完成,以及创作进展。他说,他的作品已分期在《青海湖》上发表,可惜,我没能读到,其实他的作品《六百铁骑下西宁》就是在那时完成构思并创作的。有一个星期天,他还约我带领几个土族学生,到西宁,到他工作的地方看了一下,希望以此扩大土族孩子们的视野,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。在西宁城看到孩子们穿的花袖衫,他高兴地说,你看这多漂亮,民族的东西就是有归属感,让人亲切。

一年的时间一晃而过,言公和省垣文艺界下乡干部的工作就到期了,临行前,他来学校和师生告别,他说,一年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影响,他喜欢这里的土族群众,临走他带了一件土族男服饰和一件花袖衫,他说生活了一年他也是一个土族人了,这些东西会成为他永久的珍藏。

回到省城,言公就给孩子们寄来了文学刊物《青海湖》,在山村小学,我第一次读到了省内文学杂志,并且这个读本还是作家言公赠送给我的,心底的骄傲和自豪誉得满满的。也许,我的文学情结就此扣在了一起。自此,《青海湖》每期出来后,言公都会寄给我,每一期他都会附上亲笔信,问候我和孩子们,对土族孩子的惦念,成了他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年,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所小学,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,以后的交往中我们多了一个话题——文学创作。

我的文学梦就此建立,并且在土乡的山坳里无限阔大。我不知道,我的文学路还有多长,但我知道作家言公的文学路上多了一个驿站,那就是土乡,而我的文学梦也从土乡起飞。去年底,我得知言公的作品《六百铁骑下西宁》荣获青海省人民政府第七届文学艺术奖。我不知道这个奖对作品本身意味着什么,但对于我,对于东山村这个土族村庄,意义非凡,因为作品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大奖温暖着的不仅仅是作者和作品本身,还有土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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